无效婚姻能否成为重婚罪的前提

婚后王随苏外出打工，认识了李某，随李某回老家，与李某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婚礼，并于1998年生一子。2001年王带子离开李家。后李某知道详情后，诉至法院，要求追究王某重婚罪。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第一次婚姻是无效婚姻，不应受法律的保护，王某不能成为重婚罪的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王某第一次婚姻因其未达到法定婚龄无效，但王某明知自己已与他人登记结婚，且第一次婚姻没有被有权机关确认无效，却与第三人登记结婚并举办结婚仪式，既是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践踏，也侵害了李某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权利，王某的行为是一种故意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重婚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无效婚姻指男女双方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但领取了结婚证，自始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婚姻，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重婚。即男女双方或一方违反一夫一妻原则的婚姻。（2）血亲婚。即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姻。（3）疾病婚。即男女双方或一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4）早婚。即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婚姻。大多数人认为，法律只保护合法有效婚姻，对无效婚姻不予承认和保护，所以无效婚姻的男女双方或一方不能成为重婚罪的主体。但笔者认为，设置重婚罪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而是为了维护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为了建立一种稳定健康婚的姻家庭制度，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无效婚姻，虽然我们不予提倡和保护，但对无效婚姻被有关机关确认无效前，当事人又与他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不能以前一婚姻无效而一概否认构成重婚罪。一方面，婚姻登记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一旦成立，就具有当然的确定力和拘束力，即使该行为本身无效，在被确认无效前，当然承认其确定力和拘束力，无效婚姻被确认无效前，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另一方面，履行结婚登记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民事行为，只要该行为主体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行为主体就应承担责任；再次，无效婚姻在登记前，一般当事人都知道，都是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领取的结婚证，是一种违法行为，也是对婚姻家庭制度的践踏，且无效婚姻可以通过向有关机关申请确认无效，但当事人却在不申请的情况下，再次与人结婚，是对法律的蔑视，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性，如果对其行为不进行制裁，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与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规定不符。笔者认为，婚姻是否有效与婚姻是否构成重婚罪完全是两码事,婚姻有效标准应从严，构成重婚罪标准则应适当放宽，使违法承担更大不利益。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无效婚姻被确认无效前，如果又与他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同居，应以重婚论。否则，一方面有损婚姻登记机关行政行为的权威，另一方面也让一些不法分子钻法律空子，不利于维护健康有序的一夫一妻家庭婚姻制度，也不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本案中，虽然王某第一次婚姻是无效婚姻，但王某在有权申请确认婚姻无效的前提下，不提出申请，而是明知自己已与他人领取结婚证，却再次与他人结婚。王某的行为从主观上讲，具有重婚的故意；从主体上讲，王某符合重婚罪主体要件即“有配偶”，“有配偶”是指一方当事人已经存在婚姻关系，且前一婚姻关系还处在续存期间，王某前一婚姻并未被有权机关确认无效，仍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客观上讲，王某实施了重婚行为；从客体上讲，其行为侵害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具有社会危害性。王某的行为符合重婚罪的构成条件，应受到刑法制裁。但我们在认定重婚罪时，对领取结婚证时未满十八周岁的当事人和精神病患者，因其认知水平受到一定限制，不能对婚姻登记行为性质和后果具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和意志能力，不能对婚姻登记行为负完全责任，不能以重婚罪论。（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