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风俗：古代女子出嫁为什么要坐花轿

一说此风源起于唐代北方士族违禁偷娶活动。东汉魏晋以来，士族大姓自恃门第高贵，儿女婚事一直在小圈子内进行，耻与异姓结亲。其中最称显贵而顽固的，要推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清河与博陵崔氏、陇西与赵郡李氏这七大望族。唐高宗时，出身寒族的李义府官居宰相，欲为儿子在这七大望姓中娶个媳妇，竟到处碰壁。李相为此怀怨，便劝说皇帝下诏，禁止这七姓子女互相通婚。同时又派人重修《氏族志》，规定不论门第，凡得官五品者皆属士流。从此这七大高门自为婚姻以保持“血统”的门路断绝了。然而这些望族人家不甘受此束缚，照样偷偷地议婚论娶，只因不敢公然冒犯天子诏令，便取消了车马送亲、却扇吹奏等一应公开热闹的排场，改为天黑后弄一乘花纱遮蔽的“檐子”，把新娘抬到男家结婚。对此，唐高宗和唐文宗又追颁过禁止乘坐“檐子”的诏令，以免这些人家瞒天过海，但都有效一时，风头过后，又见卷土重来。中唐以后，“檐子”迎亲居然成了一种有身分的标志，连七姓之外的士流人家亦有贪慕虚荣而学样的。迨至宋朝，前朝禁令一概废除，“檐子”送嫁转为公开，又嫌其简陋，遂刻意装饰，俗称“花檐子”，日后再流变为花轿。从此，“花檐子”或花轿代表某种社会身分的观念深入人心，似乎非如此不能得到舆论的认同和尊重，而诸如纳妾收房、寡妇再嫁等婚姻活动不得乘坐花轿的禁忌，也由此衍生。
一说此风源自北宋理学家程颐对传统送嫁婚仪的改革。相传古代婚俗中，大夫以上嫁女有“反马”规矩，即女方用车马把新娘送至夫家，小夫妻过上一段日子(通常不少于三个月)后，倘相处和睦，夫家便留下车子，送还其马，叫“反(通返)马”。如果两人合不来，或因其他缘故导致婚姻难以维持，新娘便骑乘自家的马返归娘家，或等夫家甘言求和，或竟从此不回夫家，准备离异。这种风气，自先秦传至唐宋，可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嫁妇女的举止还是有一定自由的。程颐和其兄程颢并称“二程”，都是理学宗师，认为婚姻当以终身夫妇才合“天理”，反对男子再娶女子再嫁。程颐晚年时，家里出了两件事，先是甥女出嫁未几，夫妻失和，骑马返归娘家；接着又是侄媳妇因丈夫暴卒，也骑着马一去不归，不久便改嫁他人。程颐受此刺激，一病不起，死前留下遗嘱：今后程家送嫁女儿，一概不用车马，男方须用“檐子”来迎娶，断绝“反马”之习；反之，程家娶亲，也照此办理，以此确保既嫁女子“从一而终”。程颐死后十多年，金兵内侵，中原骚乱，程家从洛阳迁居池阳，其后一直恪守祖训，所生女子，出嫁时一律坐“檐子”，夫死不归，“守节”终身。随着理学在南宋的兴盛，这种“从一而终”的观念渐为社会接受，“檐子”取代车马的迎亲习俗亦流行起来。其后果，一方面是嫁出的女子从此失去返归娘家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在夫家的地位也有所巩固，俗谓“我是被你们家用花轿抬过来的”抗辩自卫之辞，就是以这种迎娶礼节为根据的。
还有一说，称此风源起宋高宗赵构的一场历险：宋室南渡之初，高宗往宁波流窜，途中遭金军拦截，冲出包围后，人已落单，惶恐间又被一片湖水挡住去路。眼看追兵将到，高宗准备投湖自尽。正巧，有个乡村姑娘在湖边浣纱，指着湖水对他说：“这里水浅，相公快快下去，只管仰起鼻孔透气，我自有办法搭救。”高宗依言下湖，待湖水没至颈部，把头仰起露出鼻孔在水面上吸气。那村姑旋将手上的白纱迎风一抖，撒向湖面，飘飘洒洒，正好把他全遮住了。金兵冲到湖边，四望不见高宗身影，喝问村姑是否见过高宗，村姑伸手胡乱指了一个方向，称高宗已经逃跑。金兵立即调转马头，朝着姑娘所指疾奔而去。待金兵走远，姑娘收起白纱，把高宗搀上岸来，带他回家去换了衣服，并找船将其送到对岸。时隔两年，宋高宗在临安(今杭州)站稳脚跟。随后便传旨宁波府，要求寻访那个有“救驾”大功的村姑，结果无人出头领功。高宗特下圣旨一道：今后凡是宁波女子出嫁，特许乘坐四人抬杠的轿子。四抬轿子正好是皇后所坐八抬鸾驾的一半规格，所以宁波人以后一直自夸他们的花轿是“半副鸾驾”。后来其他地方的人也学了样，这个风俗就此传了下来。所以迄今还有一些老辈人管新娘乘坐的花轿叫“四明轿子”，这是因为宁波别称“四明”的缘故。
上述诸说，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史料印证，但都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缺乏确凿的文字记载。所以，新娘出嫁必坐花轿的真正原因，依旧是个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