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婚姻法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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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 文
　　（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关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
　　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
　　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
　　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之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
　　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
　　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受到禁锢，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一种可耻的交易。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　我国现行的婚姻 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
　　（二）《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
（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
　　们对 ，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
（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
　　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
　　（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以往的司法实践
　　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至关重

　　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法范畴固然含有伦理因素，但是它更是一项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葛洲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从长远看亦不会小！
　　（三）损害赔偿的要件
　　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
1、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　、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
　2、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
　　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
　　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
　　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
　　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是难上加难。
　　“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
　　存在的客观性，
　　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
　　“名义上的精神损害”
　　和
　　“证实的精神损害”
　　。
　　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
　　，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
　　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
　　依一般的认识水平，
　　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
　　法
　　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
　　，法律不能
　　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
　　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
　　身
　　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
　　”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
　　的精神损害”
　　。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
　　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
　　（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
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
　　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
　　“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将捉奸
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
　　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 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世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