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民国时期名人的爱情故事，最好有具体情节经过

蔡锷与小凤仙，孙中山和卢慕贞

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相爱到底有多深，你想知道的是这些。

　　且听我依据史料细说根由。

　　在伦敦，父女两人同时与徐志摩谈恋爱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 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 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徐悲鸿与孙多慈：一场不该发生的恋爱，苦恋十年
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新思潮的传播也促使着 女性的进一步觉醒。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女性要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就必须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民国大学校园首开“男女同校”，随之而来的是在自由解放的大旗之下，师生间恋爱之事时有发生。
1930年秋天，徐悲鸿为得意弟子孙多慈画了一幅素描。画稿上的孙多慈齐耳短发，面如圆月，表情淡然，画作中的她有属于那个时代女学生特有的青涩稚嫩。徐悲鸿在画作的右下角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

孙多慈自画像
1930年9月，35岁的徐悲鸿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一天，他的画室里来了几个旁听生，旁听生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但是其中一位才华与悟性出众的女学生不久便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就是孙多慈。
孙多慈出生于书香门第，孙多慈的祖父孙家鼎是咸丰状元，在光绪年间历任工、礼、吏、户四部尚书，官至一品。孙多慈原名叫孙韵君，她的父亲孙传瑷饱读诗书，是大学教授、教务长。由于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长相端庄清秀又带有艺术气质的她，很快吸引了老师徐悲鸿的注意。
1931年的一天，徐悲鸿邀请朋友盛成和宜黄大师参观自己的画室。盛成和宜黄大师到中央大学的门口碰巧遇见了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盛成记起徐悲鸿曾对自己说，他与蒋碧薇因孙多慈在感情上有隔阂，便想绕过蒋碧薇。但蒋碧薇却眼尖地看到二人，热情地走过来打招呼。宜黄大师不知道内情，便老老实实地回答来由，又邀请蒋碧薇一同参观徐悲鸿的画室。蒋碧薇犹豫了一下，便点了点头，答应了。

徐悲鸿作品
一行人来到中央大学，徐悲鸿看到蒋碧薇同行，嘴上没有说什么，但表情却开始不自然起来。蒋碧薇走进艺术专修科素描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蒋碧薇出身于名门望族，举手抬足间尽是高贵优雅。凭借女人特有的敏感，蒋碧薇也认出了立在教室一侧的孙多慈。待走进徐悲鸿的画室，蒋碧薇一眼就看到了那幅丈夫为孙多慈作的画像和《台城夜月》，心里五味杂陈，想起徐悲鸿曾给她写过的一封信，信中说道：“碧薇，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

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
蒋碧薇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她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我查觉他以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1931年7月，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大学一年级时，孙多慈便感觉两人感情日渐深厚，徐悲鸿把她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做，先是推荐孙多慈在 书局印制画作。为了鼓励孙多慈创作，徐悲鸿拿出2500元的私房钱，寄存于友人舒新城那里，并委托舒新城匿名代为购买孙多慈的作品。

1930年孙多慈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右二）
孙多慈大学毕业后，与徐悲鸿不在一地，只能互相赠送礼物，以寄托恋情。1935 年冬，徐悲鸿绘《燕燕于飞图》赠送孙多慈。画面为一古装仕女，愁容满面，仰望着翱翔的燕子，上题:“乙亥冬，写燕燕于飞，以遣胸怀。”表露了对孙多慈的一片深情。第二年，孙多慈寄了徐悲鸿一颗红豆，以表相思。

徐悲鸿
1936年春夏间，孙多慈一家住在安庆，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与徐悲鸿交往，连亲戚都不赞成。每次，孙多慈到小表妹陆汉民家去的时候，其父母便劝说孙多慈迷途知返，孙多慈只是默默地听着，不作表态，神态忧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孙多慈全家避难长沙，巧遇徐悲鸿。徐悲鸿通过朋友关系，将孙多慈一家迁至桂林，而且为孙多慈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然后返回重庆中大上课。1938 年7月孙多慈任广西省中等学校教员暑假讲习班风景静物讲师。1938年暑假徐悲鸿又回到桂林，与孙多慈常常同赴漓江写生，这段时间大约是他们最快乐的日子，创作了不少作品。

孙多慈
1938年7 月间，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一则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他们的朋友沈宜甲拿着这份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坚决反对，并且带着全家离开桂林，转往浙江丽水。一向软弱又内向的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终于屈从于父亲。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孙多慈终于向世俗妥协，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并最终与其结为夫妻，与徐悲鸿相忘于江湖。
以上内容截取纪录片《凤凰大视野》。
《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作者李筱懿在该纪录片中说道：“孙多慈的身上，你能够明显感觉到新旧两个时代的冲突。如果从大的环境来讲，民国那个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其实那个时代的女性面临很多问题和困惑，一堆爱情的向往：我非常希望追求自由与热烈的爱情，另外一个是无法摆脱的桎梏：我知道我的双脚还在泥淖里面，没有办法走得太高太远，但是我的内心是悲苦的……”

《凤凰大视野》李筱懿 谈及孙多慈的爱情
五四女性受到了新旧时代的交替，不论感情的结果如何，受教育的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婚姻成为他们打破旧道德的一种方式。

《凤凰大视野》李筱懿 谈及孙多慈的爱情
无论民国还是现在，女性在爱情中的自由选择和为爱抉择的付出都是在打破束缚往前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