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俗的原始婚姻

《礼记月令》“：以太牢祠于高禖。”郑玄注“：高辛氏之世，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神之也。”《诗.商颂.玄鸟》有“天反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语。可是，不取谶纬之说的毛传却说“：春分玄鸟降，汤之祖先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自从母系氏族产生后，人们明确了子女与母亲的关系，相信母亲与氏族图腾相结合生育了自己。不仅相信求神可以受孕得子，而且也相信吞下带有神性的玄鸟卵也能够生子。当然，据郑注和毛传所言，这两种得子的方法都与高禖神有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图腾生育观念，在先秦古籍中我们不难看到类似上述神话传说那样的神奇记述。《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大雅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毛传“：弗，去也。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朱熹《诗集传》解释这段诗章说“：姜嫄出祀郊禖，见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处而震动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是为周人始祖来源。例子在此不多举，而且对于媒的产生和演变也是比较复杂的，相关资料可以参考《 婚俗文化》“媒”，古代作“谋”字解释，即通过谋合而成之意。它最初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巫风衰落，媒才逐渐普及了。 即以某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为中介，作为传递爱情的信物。从广义上的婚姻中介来讲，物禖作为一种补充形式，自古以来，就在各民族的婚姻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先秦典籍《诗经》中就有不少篇章反映当时男女青年在节日交际活动中，互赠标致物以定婚姻的情况。“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类似这种投瓜相约、以物传情的中介在后世汉族中常见的有雁、绣球、鸳鸯、戒指、手巾等物品。 少数民族婚姻中的物禖又各有不同：有的以佩饰，有的以花蕊，有的以槟榔等。用花作禖向心上人表达自己的一片深情，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较为普遍。此外，“抛帛”求亲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是常见的习俗。明朝时期，广西横州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就有这种习俗。及至近代，居住在云南的蓝靛瑶，还保留着“丢彩包”的习俗。一男一女将四个彩包相互抛置，双方视线相投，互递秋波，尔后席地而坐，倾吐情怀，情投意合时便对起情歌。然后男女野合，不久结成夫妻。 随着社会的发展，近代以来一些地区这种习俗已发生了变化。如现代壮歌的歌圩，已经不完全是古代社会那种面貌。一般相邀对歌，都有邀请歌、询问歌、爱慕歌、交情歌、深情歌、送别歌等程序。往往第一次歌圩只是初交，到第二次、第三次歌圩时，互相进一步了解后才能到“深交”，而誓约终身。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吹笙跳月、连歌跶舞而定终身也带有这类性质。《虞初续志》载“：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跳舞求偶也。”若跳月之时，男女相悦，则“渡涧越溪，选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而后议　聘” 古代成婚的年龄各朝代并不相同。春秋时期，男子20加冠，女子16及笄，即可结婚；又谓“男30而娶，女20而嫁”，是为不失时。《汉书·惠帝纪》中就明文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其实， 古代早婚的现象也很严重，宋代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并听婚嫁”的规定。《后汉书·班昭传》中就记载：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汉书·上官皇后传》中甚至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在20岁前后。其实关于婚龄古代是呈现一种转变的趋势，但是大致都回归到了20岁左右，而关于成婚年龄的利弊古书上有一段讲述得很好，引用如下“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之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荡浪不肖，或所议之女狼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而兴，可不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