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近代“文明婚礼”，并谈看法

近代文明婚礼，是在近代新式教育产生、女子得到自由的基础上出现的。清朝末年，欧风东渐，一些新式花样出现在沿海城市，最后扩及全国。新式婚礼也在其中， 并且与新式教育关系密切。 封建社会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新式教育出现，随之女学堂出现，于是女子有了自由的可能，这给新式婚姻奠定了基础。上海最先开埠，拥有了推广新式教育的资格。诸多文化新事物往往选择首先在上海登场亮相。 在此基础上，晚清新学界人士的婚姻形态出现了新式的变化，近代文明婚礼出现，并且其相对开放的文化品格，使得本来具有私密性的个人婚恋升格为社会新闻，甚至以惊世骇俗的表现引领潮流。
1905年1月2日，上海张园举行的廉隅与姚女士的婚礼，曾被《女子世界》主编推为“创新婚礼的先生”。接下来在这一年中，上海接连举行了三次这样的婚礼， 从这时起， 上海开始了 “文明婚礼”的形式。上海地区首先风行起来的文明婚礼，反映的是近代以来所竭力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它体现了人个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形成，因此伴随着这种性质的婚姻所产生的各种礼仪形式，也往往充满了平等自由的情调。
蔡元培的婚姻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蔡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多位媒人上门， 蔡对媒者提出了五项条件，在当时来说可谓耸人听闻：1. 女子须不缠足；2.须识字者；3.男子不娶妾；4.男死后女子可再嫁；5. 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蔡元培最后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女子为妻。可以说，这是对 古代旧式婚姻“六礼”婚俗的挑战。
由于文明婚礼的发展与通行，民国建立后，新式婚礼日益流行，北洋政府也表示要“采取世界现行之通式，参照 历来之风俗习惯，厘订民国婚丧通行礼节，颁行全国，以资适用。”
2008 年 11 月 17 日广州日报所载的《张竞书的传奇一生》中载：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在妻子（陈壁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纬君）死后娶了妻妹陈淑君，已有婚约在身的陈淑君的未婚夫沈厚培从广州赶至北京，在《晨报副刊》上大打笔墨官司。张竞书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的“爱情定则”。发表文章公开为陈淑君辩护。在他看来，“陈女士是一个洋似的、喜欢自由的女子，是一个能了解爱情及实行主义的妇人” 。 他宣称：“主婚既凭自己，婚约安待他人！凭一己的自由，要订婚即订婚，要解约即解约”。
由于各地各家条件不同，不能都举行正规的文明婚礼，人们往往把旧式婚礼加以改造，参用新礼。这种改革，使 传统婚礼出现了许多变化。但是，由于当时 社会出于特殊的历史链条中，有相当多的阻力，所以文明婚礼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到绝对的自由，很大程度上这种文明只是就婚礼的仪式而言的。
1、近代 文明婚礼首先出现在上海，是有其深刻依据的。第一，城市性质的改变及近代上海人的文化观念方面的改变是文明婚礼最早出现在上海的重要原因。上海作为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许多的外国人来到 就首先选择了上海。两种不同背景的文化聚合在一起自然会造成冲突,这就使得维持了几千年的旧有生活方式、思想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婚礼形式也随之改变。第二，经济因素。上海的开埠，使得上海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虽然整个 近代的结婚仪式是崇尚节俭的，可是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来讲，婚礼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洋化与尚奢。
2、近代 特殊的社会环境，理所当然使 近代成为了风俗文化演进的特殊时期。出现文明婚礼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民国婚俗史，贯穿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被人们大力倡导并获得广泛流播的方面，都被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近代文明婚礼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3、政治易俗的结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 新兴资产阶级就认识到改良社会习俗在政治进步中的作用，所以他们得出一种共识，必须把政治变革和移风易俗结合起来。而且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还具体论述了某些具体习俗改革与政治进化的关系。《百年流行时尚》 一书中引用康有为在其著名的 《大同书》中提出的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认为青年男女满20岁以上的，其婚姻便应“皆由本人作主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名曰交好之约……。另两位维新志士梁启超和谭嗣同则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夫一妻制”的主张，坚决反对男子纳妾，并认为此举“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夫妇则自君至民，无置妾之例，又皆出于两厢情愿，故伉俪笃重，专论旧式婚礼之弊，通过中西婚礼比较， 列举 婚礼的 “通弊” 6条。这种将移风易俗政治化的思路和作法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移风易俗很快发展为一场政治色彩浓郁的群众运动，各类改良风俗的团体纷纷成立。那么，婚俗作为家庭习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发生了改变，文明婚礼也就应运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