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坑古时婚俗

　　万历十年董氏族谱《谱例》申明：“生殁葬娶，四者均重。而葬娶二者，尤所当重者也。”丧葬，事涉墓祭、祠祭，又与流坑人津津乐道的风水术、何杨神崇拜有密切关系。“娶”即活人之婚姻，实际上包括娶进外姓女子与本族女子出嫁两方面。涉及到本族血统是否“纯正”，其他姓氏人员借故渗入，甚至引起日后族产的纠纷等等。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内聚力非常强的大族，自然不能不予以十分的重视。如《谱例》所称：“婚姻一节，吾宗素严。”在明清至民国时期，都有相当的约束力。当今流坑村民的基本通婚圈，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尽管有许多实质内容已经明显不同。

　　一、禁与“小姓”通婚及“黜族”

　　万历族谱的有关规约中，对禁止与“小姓”通婚事，有明确条文。作为族人的行事准则之一，《董氏大宗祠祠规》“崇礼教”条首称：

　　先世以礼立教，冠婚祭葬，皆有旧章。行之虽不能尽者，然吾家传人习，颇有条理。唯婚礼一节，宗法独严。不肖子孙，贪利忍耻，将男女约婚小姓，辱身以辱祖宗多矣。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以后，合照本祠所开乡中世姓，与凡清白守礼之家，贫富各自为婚。敢于开列之外，乖 乱成法，照旧规罚银拾两，仍追谱黜族。

　　作为谱载之文，既是修谱时的具体操作问题，又是对确已违反族规者施行惩罚的落实。万历十年《董氏族谱凡例》有言在先：

　　系世家大族及门户清白者，方与成婚。妇则谱载娶某处某氏，女载适某处某氏，或并书某翁与婿者，生其贤也。间有贪财结亲娶小姓者，图载本夫“因娶某处某姓女为妻，黜族。”有子者书“侧室”，无子者削不书。以女配小姓者，尤为辱先，本父母黜族，系伯叔兄主婚者亦不载，各终身不许入祠。

　　还规定：“以后有犯者黜族。外男仍议罚，女追财礼入祠。本宗作媒者，一并论罚。”

　　可见“黜族”是惩罚的重要的手段之一，且有所株连。另外还有经济惩罚，作为配套措施，甚是严厉。哪些是不可与之通婚的“小姓”，谱无明载。但万历谱的“图传”中，确实有一批因此而受罚或“黜族”的实例，详加对照，可以看出大致轮廓：

　　流坑文肇公房淳派子孙中，二十二世有：

　　“致定：万质子，行辉九。娶芜头火佃人之女为妾。”

　　“应麟：（万举？）子，行宰十。娶芜头小姓周贵一女为妾。”

　　二十三世子孙有：

　　“钦成：国棋子，行链五。娶黄家谟小姓 。”

　　“君器：兆伸子。娶小姓温坑张人之女为妾。”

　　“子辅：灏五位子，行新十一。苟婚枫林我们的奴女，公罚除妾。”

　　二十四世子孙有：

　　“纪诚：谦二位子，行达九。苟婚宜黄黄奴女，罚降妾。”

　　同谱载牛田渊派二十二世子孙中，也有同例：

　　“汝成：娶小姓烧源李隆妾，终身不许入祠。”

　　“德洪：文杰子，行遂三。娶港口小姓杨人之女，降妾”。

　　谱有章法，微言大义。既然违反族规娶女子，虽为妻室，但也不予承认，皆贬称“妾”，以示鄙夷。由此可以大致断定，严禁娶进的是“火佃”之女，即作为董氏家族佃户的女子。在万历谱中，火佃又以“仆佃”称之，见《祠规》第十四条：

　　禁仆佃：主仆良贱，分义昭然，岂容僭越！迩来风会潜移，为主者，或倚之为牙爪，任其凌轹亲族；为仆佃者，或听奸人鼓煽，敢于负租抗主，将为尾大不掉，终致首足倒持，非礼义之族所宜有也。整形宗仆佃颇多，各宜以礼禁谕，令其安分乐业为当。……其有强奴悍仆，恣为跋扈，其主所不能制者，许首呈到祠，公同处治。

　　在董氏乡绅看来，佃既为“奴”为“仆”，即是低贱之民，与之有婚姻关系，就是良贱不分，是仆佃僭越的一种表现，当然难以容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董君器者，就是董燧本房（胤昂房）的侄儿。而董纪诚，则是嘉靖年间为黄山讼案奋勇向前的“庠士（董）润”的嫡曾孙，系乡绅之后，这就更不可掉以轻心了。修撰万历族谱时，正是其二十二至二十四世子孙少壮时期，其家族一再此规条，且严惩违规者，有明显的儆戒用意。婚俗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边一些小姓佃仆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折射了当时风行整个南方地区的“佃变”、“奴变”运动。现实的财产关系与社会生活秩序的不合理性，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代表族权的乡绅们，实际上已在关注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然而，更可玩味的是，以上违规诸例，只有董汝成一人，是明文规定“终身不许入祠”。究其原因，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娶的小姓女子是已婚者或是寡居者再嫁，或是有夫者弃离，都是明显违反传统伦理的，当为二罪并罚，特别严厉。其余诸人，在谱文记载中，还主要表现在名份的降低上。哪怕是初婚，也不被认作元配结发之妻，只是贱“妾”而已。似乎又为这些男子日后再“明媒正娶”，留出了松动的余地。但他们是否有此举动和最后结局如何，皆因时隔久远而不知其详了。

　　直到民国年间，在以下三方面违反族规者，是必定“黜族”的：

　　（1）与本村住祠堂中的外姓佃（奴）仆结婚；

　　（2）本村同姓男女通婚，尤其是不能与本姓的孝妇结婚；

　　（3）未履行请媒、送贴等正规手续而自行婚配者不予承认，且行黜族。民国年间，曾有一位董姓男子，在湖坪当私塾先生，违此条而遭惩罚，子孙皆未能上谱。迫于无奈，改姓罗姓，以求一个名份上的归宿。

　　本村同姓不婚之俗，近年已经有所变化。只要不在五服之内，董姓男女通婚者已不乏见。族老虽有不悦，但也无法阻拦。作为一种双方可以接受的变通之法，是在日后生了子女要上谱时，母亲改随外祖母姓（因为老一辈完全没有娶本姓女子事）。这样至少从谱上看，仍然是董氏男子娶了外姓的女子，不违祖规。

　　二、流坑人的通婚圈

　　从前引《祠规》条文可知，至少在万历初期，董氏宗族是开列了“乡中世姓”名单的。可惜，具体的内容现在已无从得知了。

　　我们只好以万历族谱“图”、“传”所载人物的婚配情况，作一些具体的统计。

　　万历谱记载的人物，下限未超过第二十四世。从其婚姻记载看，规律大致有二。一是世代越早，婚配关系越缺载，这也是许多家族谱牒通见的情况，因为年代久远，许多祖先的情况已经湮没无知了。在流坑，元代以后祖先情况逐渐详细。二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乡绅及其家人，婚配关系记得详细，既有姓氏，又有地点。不仅有本人的婚配，还有子女的嫁娶，有的还有儿女亲家的身份和名姓。而一般的族众，只记“配（某姓）”二字，占了多数。这就体现了乡村中阶段与阶层的区别了，由此也看得出董燧等一批文化精英主持修谱的微言大义：凡士凡绅，其婚配即齐民之表率，自然也属“乡中世姓”之类了。所以他们的婚配情况，既有代表性，又有特殊的时代特征与社会意义。

　　一至五世祖先中，共有22位男性记载了配偶的姓氏，居前三位的是曾、张、罗、分别为13人、4人、3人。另2人分别是邓与胡。曾姓特多，接近60%，给人强烈映象。然而，何处之曾？何时之张？一无所记。

　　六至十世，皆在宋代。三、四世祖上形成的“四大派”、“九小派”，此间继、绝分明，分迁大致稳定。在流坑村未动的，主要是三世祖文晃公房之后，与三世祖文肇公之后的淳派一枝，共两大高度枝。这两大房枝六至十世祖中，记有婚配姓氏的共49人次（含少数“继室”），居前六位的姓氏是：

　　曾：11人，占22.44%；张7人，占14.28%；杨：5人，占10.2%；

　　陈、刘、阙三姓，皆3人，各占6.12%。

　　另外，艾、黄、熊、游四姓名有2人，袁、李、萧、江、王、吴、谢、丁、文各1人。

　　十一至十五世，大致为南宋后期至明初之祖先，有婚配姓氏的记载一下子大为增加，总计出现了315人次，另外，从此以后，婚配关系的等级层次也记载得日益分明，除表示“正娶”、“元配”意义的“配”之外，还有“继”、”再继”、“再室”、“侧室”、“副室”、“妾”等术语，含义明确。一些男子的实际多妻制及其形成的多种社会原因，都日益丰富的呈现出来。居前九位的姓氏统计如表1：

　　居前九位的11个姓氏，合计正为总数的三分之二。董氏传统的通婚姓氏，由此已可见基本轮廓了。

　　随后，就是要确定这些姻亲的空间位置。十六至二十世图、传，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分析资料。这五代人，基本生活于明代前、中期。而文肇公房淳派第十八世“胤”字辈上，是进一步分化出小房的重要阶段，蕃衍的人口又多，他们的婚姻状况，可视为该时期流坑人的代表。我们排列了出现10次以上的姓氏21个，并按出现时间的先后，编制成下表。找到一批姻亲的具体地点，是最大收获：

　　必须说明的是，上表中出现婚配地点，只有东源吴氏1人是十七世之例，其余的都是十八至二十世这三代人的情况，时限更为集中，更利于说明问题。再就是，在表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姓氏，有具体地名的仍是少数。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婚配地点的注明，有一个身份等级的标准在起作用，这些人是表率，也是代表。在同一个婚配姓氏的人中，注明了地名与未注明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唯有如此认识问题，我们才能把乡绅历来标榜的联姻“姓望”，“望族”，放到集时间、空间与社会诸因素而成的“通婚圈”中，加以分析与考察而如果与同一个地点的不同姓氏通婚非常普遍，那么就更应考虑其市场圈、祭祀圈等多种致因的重叠了。一部流坑人的婚姻史，就活了起来。

　　有几个婚配姓氏的具体状况，是应当特别提到的。

　　曾氏最为多见的板桥，又称“桥西”，实际上与流坑村属同一地片，紧密相连。人民公社时期，与流坑同一个大队。但在南宋，这里出了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丰。曾丰的著述《缘督集》一直存世未湮，且被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曾丰又在此为真德秀（西山）讲过学，板桥一直有“西山书院”旧址存留。所以在宋元时期，板桥曾氏实是毫不比董氏逊色的著名“宦族”。因而，董氏一至十世多与之通婚的曾氏，当有相当数量居于板桥。只到明后期至清代，“罗山曾”与“望仙曾”逐渐增加，居于“板桥曾”之前了。尤其是“罗山曾”，谱载也是北 宋迁来开基，是千人以上的庄。

　　黄氏六个分布地点中，除“杏塘”一处在永丰藤田乡境内，其余五处，显然是同一宗族的不同分枝而已。其中，四处在县境中部的潭港乡范围内，大致是：巴塘为黄氏最早定居处，元末明初，分别迁潭港和枥源（元），和属牛田乡的员陂。到嘉靖二年（1523），潭港黄氏一枝又迁到员陂附近的官庄。从这几处的位置看，多是董氏经牛田去乐安县城的必经之处。陈氏女子嫁来最多的东坑（旧又称“东川”），也属这种情况。

　　王氏分布，有一个重心由坊（芳、方）塘向湖坪（平）转移的变化，值得注意。在十八世人中仅见娶坊（芳、方）塘女子的记载。坊塘在流坑以西的湖坪乡，至今不足百户。村子不大，但谱载是宋末由吉水王氏一此开基。到董氏淳派十几世孙复文（1433-1465），娶湖坪王氏，是第一个有明确记载者。此例一开，遂有翕然而起之势，十九至二十世人的男娶女嫁，多人涉及湖坪 。而且，马上出现了非常体现伦理教化水准的节烈事例。万历谱载，十九世孙南畲，有女名官贞，“适湖平王太昌。年二十，夫卒。殓讫，人室自缢以殉。御史杨贡传其事，详《贞节表》”湖坪王氏，谱载也称系宋代中期由吉水王氏迁来开基。数百年间，形成乐安县人口第一多的强宗大族，历代官宦不断，而且以很强的武装力量著称。故从人口、宦历、声望几个方面比较，湖坪王和流坑董都是显居一二的比肩大族。董燧的母亲就是湖坪王氏，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之一。从明中期以来，至少有五百年以上世婚的历史。从经济联系上看，董氏重木业经营而缺粮，食用的大米很大一部分靠人从湖坪挑来。而流坑人向西，到永丰县内重要的中心集镇藤田，又一定要经过湖坪。这样一些避不开的往来。对于其婚配关系的形成与稳定，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招携谭、邓二姓的婚姻，则显示了董氏向南部山区发展的脉络。招携已靠近赣南地区的宁都县，是乐安县南部山区的商货集散中心。明代中期以前，一直有巡检司驻扎，足见仍有边远地区加强镇守的意义。流坑董氏文肇公房滋派一枝，是在明代天顺、成化（1457-1487）年间才迁招携，逐渐形成当地“宦族”的，说明当时这一带的人口不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流坑的山产与树木资源，主要在流坑至招携之间，以及招携以南更高的深山区内，经济往来容易带来新的婚配关系。据谱载，招携谭氏的历史也可追溯到宋代。明中后期的情况，似乎是董氏嫁女儿给招携谭、邓二姓的，比从那里娶来的女子还要多。

　　除了上述常见姓氏外，还有其余的一些姓氏，堪称“稀姓”。从姓氏数量上看，这些稀见姓比常见姓还要多；钽从其人数上说，则是零散而稀少，所以几乎没有具体的地点记载。稀见姓中，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有相当一批，是有身份、地位的董姓男子的“侧室”、“副室”和“妾”。仅文肇公房淳派十七至二十世中，至少有以下13个姓是这种情况：薛、陆、杜、崔、叶、皮、封、魏、盛、沈、倪、钱、田13姓。1姓仅1人，可见其稀。其中有一批显然是外省人，注明了的，有十九世董极（古南）“侧室”，为“仪真叶”，江苏人。二十世（董极子）敬业“副室”，为“涪州钱”，四川人。敬业官“千户”，军职，当是外任时所纳之妾。另外，如薛、陆、杜、崔、封诸姓，都是乐安甚至江西的稀见姓，极可能是这些董氏男子仕履所至或经商途中，带回的外省女子。由此，我们又联想到万历谱禁婚的“小姓”问题。如果说，对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乡绅、商人的实际多妻现象，董氏家族采用了“配”、“继”与“副”、“侧”、“妾”等含义明确的名份术语，以规范这些女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地位；那末，禁婚的“小姓”，则是由历史悠久的奴婢制度，和明清时期的“佃仆”法律地位所规定。既反映了由产权为基础的阶级压迫，又表现出土著大姓“宦族”对后来迁居的少数小姓的歧视，而且后者在“文化”上的差异更加被看重。所以，董氏家族对违禁的本族的男子，主要采取了名份上降格的办法：即使是第一次娶妻，也只能是“妾”，是即为“降”。这样做，实际上还留下一个松动的活口：如果这些男子日后有了出息，有了钱财，还是可以按照常规，再明媒正娶地娶“妻”的。

　　以上，主要是明代万历十年以前流坑董氏的通婚的概况。清代情况，我们以道光十九年（1839）修胤明公房谱和同治四年（1865）修坦然公房谱为据，作了至三十二世的婚配统计，直接有效时段约300年左右。其后的清末与民国情况，以及其他房枝之婚配范围，当都由此得到一个基本说明。详如表3。

　　与表2对照可知，一以贯之的老姻亲是绝大多数，少数的增加主要在两处：一是与县城中的某些姓氏通婚增多了，如胡、乐、元、等姓，皆属乐安县的著姓。二是水南丁氏后来居上。水南丁氏亦系莲河丁氏分枝，谱载于明初洪武二年（1369）迁水南，处牛田河口，地位重要，有一批显宦和富商。董氏诸房谱中，还常见有董氏男子入赘水南丁氏或寓居水南的记载。董氏文肇公房渊派一枝，迁牛田建村，即与水南丁氏隔江相望。在过去，即有矛盾冲突，又有割不断的往来。

　　至此，我们以当代的行政区划为准，将流坑董氏的通婚圈作一大致的划定：

　　牛田乡（本乡）内：板桥、场田、羊家岭、南岸（安）、莲（连）河、员陂、官庄、水南、麻溪（坑）、峡圳。

　　（向北）潭港乡内：潭港、枥源、巴塘、东坑、琴元。

　　（向东北）石陂乡内：罗山。再加上乐安县城、西坑。

　　（向东）南村乡内：前（钱）团、稠溪、张坑。

　　（向东南）望仙乡内：望仙。

　　（向南）湖坪乡和招携乡内：湖坪（平）、坊（芳、方）塘、善和、张坊；招携、车头。

　　（向西南）万崇乡和罗陂乡内：池头、坪背；罗陂、峡元（源）。

　　流坑村所在的牛田乡，正西即与永丰县毗邻。董氏跨县境的婚姻关系，主要来自永丰县。有根可查的，有属今藤田乡的秋江、田心、藤田、温坊、小岭、曾坊、洋坊、白泥（银）塘、杏塘等村。有属今瑶田乡的梅溪（坑）、祖庄、湖西、三湾、大和团等村。有属今陶唐乡的谢坊。还有更西的石马乡层山村，水浆乡大白沙村，沙溪乡沙溪村、严坑村，龙冈乡的江头陂坑等。以上这些乡村都在永丰的东、南部，乐安与之以山为界，旧有旱路可以通达，商贸关系十分密切。再向北，则有经牛田河入恩江的水路交通线，由此路而结成的婚配关系则有七都乡的牛山、松江、洋洲等，一直到临近永丰县城的佐龙乡水南背村。流坑虽然在南宋初年即划归乐安县，但其交通线路，方言、文化心态则始终与永丰县保持密切关系，上述婚配关系显示的倾向，更有力的强化了这一点。

　　此外，向东与崇仁县的通婚，偶可见之。有竹溪、下排等地的陈氏与曾氏等，都在崇仁县西南，与元代名儒吴澄的老家咸口村颇近。

　　三、婚仪概况

　　旧时董氏讲究完整的婚仪，如媒约之言不可少，男女双方须交换庚帖，合八字，开礼单，义聘礼等。从万历谱所载族规看，礼数不可缺，但也反对大事铺张和索要财礼过度，并认为这才是尊崇礼教的表现。规约称：

　　行聘之时，有只受金环纸书，不较聘仪者为上。其次捌两、拾两、又次拾伍陆两，多至二十两而止。段匹茶果随宜。及成亲时，资装丰约，折俎厚薄，亦只随宜，乃为中道。吾董既不责备于人，谅四方亲戚亦不责备于我，庶几乎尚义之风兴也。

　　又告诫曰：

　　有行聘而索礼太多，毕姻而责望太过，稍不如意，二家成隙，迁怒礼夫，情疏义绝。诚为恶俗，班上议拟定罚。

　　操办婚娶大事，自古即有奢侈排场和提倡俭约的不同做法，董氏做这样的规定，是应予肯定的。

　　娶亲必择吉日。但彩礼与花桥，则在头一天吹吹打打先到女家。第二日一早，抬上新娘与嫁妆到男家堂前。由牵娘二人搀扶，引一对新人拜堂，俗称“拜花烛”。首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父母，然后夫妻对拜。拜毕，引夫妇入洞房。在房内，要同吃“孝顺汤”（即鸡汤）和“同心汤”（蛋汤），以示敬孝老人，夫妻和睦。

　　娶亲婚宴，一般要办三天。娶亲头一日，称“暖房酒”，特色即在新房之内摆一桌，专邀十岁左右的男孩坐席，当取早生贵子之意。结婚之日为正席，亲朋好友，必须个个请到。当日贵宾满座，美味佳肴，十分热闹。第三天的酒席称陪席，范围就只限于至亲之间了。

　　新婚之夜，“闹”洞房是不可免的。俗有“新婚三日无大小”之说，三天之内，不分长幼可以戏弄新娘。到第三天，新娘穿上做饭围裙，进厨房炒豆子，炒芝麻，由此表示开始当主妇了，俗称“进厨房”。

　　婚事办成后，男方家里还要备好衣料与红包、肉、蛋、糕点等，答谢媒人。

　　口碑所传，直到民国年间，文肇公房淳派胤明一枝，为本房男子的童养媳“圆房”时，有一特别习俗。即在“圆房”头一夜，童养媳必须由牵娘引入其十七世祖良辅公的“守斋祠”内，绞脸开面。另外，穿上一双祖传的红鞋过一夜。次日大早，花轿到祠堂前，接媳妇正式拜堂。这双红鞋，颇有来历，据传是其十二世祖婆遗物。十二世祖士明被称为“明斋公”，中年丧妻，长住女儿家。后女儿极力促成其再娶，连生数子，引为美谈。祖婆穿的这双红鞋，遂被视为多子多孙的吉祥物。查道光修《胤明房谱》十二世士明小传，果然有一段甚为吻合的史载：“儒士士明，讳伟，号明斋，行十八。中年失偶无嗣，垂老娶裴。连诞五子，迄今派衍数千家，皆得裴氏以开麟角之祥也。”称胤明房后来“派衍数千家，不免夸张。但裴氏老祖婆连生五子，使本“无嗣”的士明不仅未绝香烟，而且蕃衍出若干房枝，后代很多，在传统社会中就是立了大功了，所谓“母以子贵”。所以尽管是“继室”，但她的遗物，仍可像神物一样保存在祠堂内，并祈求它继续为后人带来兴旺的人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