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记述门罗第一次婚姻及其养育4个女儿的人生经历有何作用

　　与我们乐于谈论的苏珊·桑塔格或者汉娜·阿伦特这类女性写作者相比，爱丽丝·门罗（Alice Ann Munro）显得这样家常。她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是“活着的最好的短篇小说大师”，可是，传记作家恐怕仍难以从她身上找到令人吁叹的传奇式人生：当了63年家庭主妇，出版11部短篇小说集和一部类似长篇的故事集，写的都是加拿大郊区小镇的那些平民故事。更主要的是，这也就是她自己生活的样子：住在小地方，没有和伟大人物的交集，没有摩登的恋爱和婚姻，即便成名已久，也从不习惯于对政治、哲学或女权问题发表深刻见地。
　　在2007年1月的一个访谈中，门罗谈到一点她的私人生活：我其实三十六七岁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而我20岁时就开始写作，那时我已结婚，有孩子，做家务。即便在没有洗衣机之类的家电时，写作也不成问题。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但如果你是个女人，尤其是有家的女人，你就得顾全所有需要你的人，无论是需要你的帮助，还是需要你的陪伴。那时女人的生活，似乎是很无定型的，她们在家里写作，但空余出的时间似乎又有很多非正式的社交活动、电话。
　　在她波澜不兴的讲述中没有醒世格言，我们只是更多了解到一点关于家庭主妇兼而写作的难处，比如：“乘孩子们午睡时写作是很难的，我不敢讲这个大话，现在的女人恐怕也做不到。这是我年轻时最艰难的地方。”
　　任教于门罗母校的女作家卡特琳娜·露丝（Catherine Sheldrick Ross）1992年写过一本她的传记：《爱丽丝·门罗的双重生活》，讲她如何在妻子、母亲和作家的角色之间寻找最大可能的平衡。门罗有过两次婚姻。她现在的姓来自第一个丈夫詹姆斯，他们是大学同学，爱丽丝·门罗在“大二”的时候嫁给了他，当时她只有20岁。爱丽丝·门罗的家乡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格姆镇（Wingham）。和安省其他地方一样，温格姆也是移民聚居的小镇：门罗的父亲罗伯特·莱德劳就是19世纪苏格兰移民后裔，在位于小镇边缘的农庄养殖银狐和水貂，母亲安娜是老师。作为三个孩子中的老大，门罗分担了养家的义务，她后来回忆，自己从小就习惯了帮母亲做家务，并在17岁高中毕业后立刻应考了教师职位，好让家里多一份收入。如果没有拿到西安大略大学英语系提供的奖学金，她就会这样留在老家而不再继续求学了。西安大略大学历史上曾是一所宗教大学，不过在门罗入校的时候，它早已经世俗化了。在她的前辈校友里面，曾有过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名叫弗雷德里克·格兰特·班廷，作为胰岛素的发现者他在1923年被授予医学奖。门罗是这所学校培养的第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学生时期的爱丽丝·门罗十分普通。她以打工来维持求学期间的生活，当过服务生、烟草采摘工和图书馆员。不过从父亲身上遗传的写作天赋没有荒废，进大学第二年，她发表了处女作《影子的尺寸》。她只有两年的奖学金，所以在1951年中断学业嫁给了詹姆斯·门罗，婚后她跟随丈夫从东部的安省搬到了遥远西岸，在温哥华附近一个小镇安了家。詹姆斯在多伦多郊区的一个中上层家庭长大，那是农村女孩爱丽丝完全陌生的世界，多年后她在小说《家具》里间接写到了这一社会差异带来的感受：“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去5年后，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2013 年12 月10 日，诺贝尔奖颁奖礼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爱丽丝·门罗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席，由女儿詹妮代她领奖

　　詹姆斯为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工作，物质上基本无忧，就像门罗后来跟记者所说：“当时我们分别只有20岁和22岁，很快就过上了某种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打算买一栋房子，并生一个孩子。没过多久，我们就梦想成真了。我21岁时就生了第一个孩子。”门罗回忆，她怀孕时拼命写作，因为她觉得一旦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时间写了，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写出惊天动地的东西来。结果，她在写第一部小说集里的《多谢载我一程》时，第一个女儿希拉就躺在身旁的摇篮里看着她。他们很快有了三个女儿，令人难过的是，第二个女儿在出生15个小时后夭折了。
　　1963年，门罗一家迁居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爱丽丝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她现在需要照顾三个孩子，并每周两天去帮丈夫詹姆斯经营新开的“门罗书店”——虽然他们在1972年离了婚，这书店目前仍在营业中。门罗说，书店差点破产，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如从前，但这是她第一段婚姻中最开心的时光，虽然操持繁重的家务，但书店让她有了可以交流的朋友，她也仍然能够坚持写作：孩子们去上学了她就马上开始写，直到她们回来吃午饭。如果不用去书店帮忙，她会争取在傍晚前干完所有家务活，然后开始写。那几年，她写的小说大都发表在一本小众到编辑可以叫出所有读者名字的杂志上，直到1968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并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大奖“总督奖”。1971年，她出版了第二本故事集《女孩和女人的生活》。门罗曾承认，这本书有很强的自传意义。在和小说集同名的那篇故事里，门罗写到一个乡间小镇上的母亲——她的小说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母亲——严肃地告诫女儿：动脑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错误，受到迷惑——被一个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会负上重担，女人总是这样。女儿内心的回答是：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还是决定反抗它。我会抗拒一切她那么热切、固执、充满希望地告诉我的东西。 　　在大女儿希拉为门罗撰写的传记《母亲和女儿》里，门罗有时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妈妈，其实她是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一点点写作的空间，不过希拉说，在她身边仍然感受到幸福。门罗成名时，希拉已经十五六岁，比妹妹们更多感受到母亲在打理写作和生活这两件事情时的争夺。她说，虽然自己就生活在母亲的一个故事里，但更多时候，她所了解的关于母亲的一切其实仍是来自母亲的文字。成年后，她像母亲一样走上写作的路，她重复了小时候常见的那样一种场景：悉心照料家人起居饮食，偷空时才能跑到角落里写上一阵。很多时候，门罗都是利用做家务和喝咖啡的时间默想即将动笔的故事，然后在某个能够属于她一个人的时间里再坐下来，把它们写到纸上。在她成名之后，她也很少参加文学圈的社交活动，因为她要为自己的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留出足够时间。她的一天，就像《逃离》中那个小镇主妇朱丽叶的一天：清早被吸尘器的声音吵醒，在厨房里教大女儿为果酱瓶准备方格布罩和准备贴到瓶子上的标签，应付青春期少女的无数问题，同时抱着小女儿为全家准备吃的。“她不想把佩内洛普放下来——好像这里不安全似的——所以她把孩子搁在一边的腿上，同时用只汤勺去把鸡蛋捞出来，就用一只手去磕开它，剥了皮，再把它碾碎。”
　　这是当时北美地区家庭主妇的平常生活。后来有人问门罗，为什么只写短篇？门罗回答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写作时间有限。20世纪上半叶美国曾经发布过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当时有90%的城市主妇每个星期有至少四分之三的时间花在家务上，乡村主妇花的时间甚至更长。门罗生活的加拿大城郊小镇自然也是类似情形。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妮·库茨在她的《婚姻简史》中指出，在20世纪的前30年，女人在家庭之外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并未得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更多的认可，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女人应该在婚后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大多数美国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男人是挣工资的主力，妻子不参与家庭之外的、或跟丈夫联袂搭档的全职劳动，孩子们则上学念书，而不是充当家庭劳力。”大萧条时期的欧洲各国政府曾尝试推出社会计划鼓励男人养家式家庭，“二战”结束后，欧洲和北美的福利国家则为“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婚姻模式提供了更实际的政策，被援引的一个例子就是：1947年，伊利诺伊大学免除了女学生的学期论文，目的是让她们能够学习做6个小时临时保姆，为未来担当妻子、母亲以及主持家庭生活做好准备。另一个数据是：到1950年，在美国差不多一半女人在19岁的时候就结婚了，到24岁有70%已婚。“在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女人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中途退学，通常是为了结婚。”这种对结婚的热情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社会学家称之为“漫长十年”，它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西方婚姻的黄金时代。“迟至1961年，一项针对年轻女性所作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期望到22岁的时候能把自己嫁出去，大多数人希望有4个孩子，所有人都想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永久性地离开工作岗位。”而那些婚姻咨询专家们为女性提供的最好职业选择就是，女人应该从事跟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要角色并不冲突的工作，比如艺术或者社区志愿工作者。
　　爱丽丝·门罗就成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然后在“漫长十年”中步入婚姻。结婚、退学，做年轻的全日制主妇，现在看来，她所经历的一切都在她所处的时代中，是那个时期普通女性必须面对的选择。她后来坦承，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结婚这件事在她们那个年代给女人的压力如此之大，她甚至觉得自己当初那么早结婚就是为了能够安定下来，将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写作。在门罗的回忆里，生活在温哥华北郊的那几年无聊至极，总有难以逃脱的主妇聚会，洗衣服、织毛衣或者羊毛地毯最佳保养方法之类的家长里短令她感到窒息。在她的小说《留存的记忆》里，对这种生活有入骨的描写：“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板上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敢、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
　　虽然成名后被赞誉拥有无人媲美的“精准”描述生活的能力，门罗却从来不是摩登女性和知识精英——不是《第二性》的西蒙·波伏瓦，也不是忧愁的萨冈，她只是尽力做到，即便站在狭窄的厨房里，也用心去看外面不断变化的世界。主妇爱丽丝·门罗和其他主妇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她依靠“和妻子、母亲的主要角色并不冲突”的写作，在内心保持着自我认知。
　　与詹姆斯离异后，爱丽丝·门罗搬回了安大略省，4年后嫁给第二任丈夫杰拉德·弗雷林。和门罗一样，弗雷林也曾就读西安大略大学，他是退伍军人，比门罗高三个年级，在那里取得英语和哲学的学位后，又研读了地理学，成为一名地理学者，曾参与编撰1974年版的《加拿大国家地图集》。在朋友们眼中，他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喜爱绘画和诗歌以及一些在别人眼里毫无意义的事物。有记者问过门罗，他们是怎么相识的？门罗回忆，其实她在18岁时就很迷他，但弗雷林当时有喜欢的女孩，她鼓足勇气将自己写的第一篇小说《影子的尺寸》拿去给他看，他却心不在焉地把她支给了另一位编辑。这篇小说发表时，弗雷林已经毕业了，他给门罗写了一封信，对小说极为称赞，却没有更多的其他表示，门罗因此而失落，他们中断了联系。直到20年后，弗雷林从广播节目里听到对门罗的一次访问，猜测她离婚了，按照电台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她，并约她共进午餐。对这次恋情，门罗跟《巴黎评论》的记者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去了教师俱乐部，居然在午餐时间分别喝了三杯马丁尼酒。当时我俩都挺紧张，不过很快就熟悉彼此了。下午行将结束时，我们就已经在商量要住到一起了。确实是进展神速。”
　　婚后，弗雷林赞成门罗继续保留前夫的姓氏，两人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克林顿（Clinton）旁边的一个农场里生活至今，那里是弗雷林母亲的家，离门罗出生的地方也很近。克林顿是个只有3000多人的安静小镇。1994年，《巴黎评论》的两位撰稿人前去拜访门罗，在报道中描述了他们生活的环境：“门罗和她丈夫长大的地方距他们现在的居所均不到20英里。我们所途经、所欣赏乃至用过餐的每一所建筑，他们几乎都对其历史了如指掌。我们询问就近是否有任何种类的文学圈子，然后得知，尽管戈德里奇有一所图书馆，但如果想找一家像样的书店，至少得去30英里开外的斯特拉福德。我们又问及当地是否还有其他作家，于是门罗开车载我们经过一栋年久失修的房子，房后的门廊上坐着一个人，他敞开胸脯、蜷缩在打字机前，周围全是猫咪。门罗说：‘他每天都坐在那里，风雨无阻。我不认识他，但我特别好奇，想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
　　在克林顿，她拥有了最安静、最平稳的婚姻。50岁的门罗以每四年一本小说集的密度写作，进入到自己的创作高峰期。《逃离》、《公开的秘密》、《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幸福过了头》……每一本都得到评论界好评，其中《逃离》在2009年获得英国第三届布克国际奖。门罗说她无法想象停止写作，她规定自己每天写够一定的页数，从不间断，就算一篇刚刚完成，也马上进入下一篇。如果哪天将有特殊安排而不能工作，她会提前把那些页数写出来。“住在小城镇里，你能得知更多消息，关于各色人物的消息。”她不再像早期写小镇女孩在成长中和家庭、和小镇生活做出的妥协，她开始写一些中年女性的孤独，写她们如何在日常的消逝中逃离，在家庭责任中努力为自己开辟出一点空间。用门罗自己的话来说，她后期的私人化写作越来越少了，转而写基于观察的小说。就像她所喜爱的美国南方的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门罗写身边的普通人和小镇的边边角角，写中年已逝和老年将至。弗雷林陪伴她从45岁写到82岁，2013年4月，在她获得诺贝尔奖的6个月前，他安然去世于克林顿镇。